中国行为法学会执行行为研究会
China Behavior Law Association Execution Behavior Research Association
民事诉讼法执行编修改的理解与适用

王飞鸿  赵晋山

 

   “执行难”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执行难”的存在有多方面的原因,执行立法不完善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鉴于此,近年来,立法机关和最高人民法院等有关部门积极推动强制执行法律制度的修改和完善。经多方努力,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次会议于2007年10月28日审议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自2008年4月1日起施行。《决定》共19条,主要涉及审判监督和强制执行两部分内容。本文主要对涉及执行法律制度修改的部分内容作一简要介绍,并对其中的一些主要问题进行探讨。

   强制措施

   罚款、拘留等强制措施是执行程序顺利进行的保障。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关于强制措施的规定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罚款数额过低,拘留期间过短,此外,在有义务协助执行的单位不依法履行协助执行义务的情况下,对其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仅规定可以罚款,未明确规定是否可以拘留。由于罚款数额过低、拘留期限过短,且拘留措施的适用对象有限,对被执行人和协助执行人难以形成足够的震慑,这是导致执行难的一个重要的立法上的原因。因此,本次修改加大了对妨害执行行为的处罚力度,对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三条和第一百零四条进行了两点修正:一是明确规定有义务协助执行的单位不依法履行协助执行义务的,对其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员,除可以进行罚款外,对仍不履行协助执行义务的,还可以予以拘留,从而有利于促使有关单位履行协助执行义务、二是提高罚款的数额,提高的幅度是原规定的十倍。这一幅度充分考虑了十多年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以及对被执行人、协助执行人形成足够的威慑力这一要求,同时也参考了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实务部门强烈要求延长拘留的期限,修改过程中也曾经考虑过对拘留的期限作适当延长。但由于该问题涉及到公民的基本人权以及与其他法律规定的协调等重大问题,各方未达成一致意见,最终对该问题未作修改,留待今后进一步研究论证。

   强制措施问题修改后,在适用过程中要注意以下两点:

   第一,尽管本次修改明确规定对协助调查、执行单位的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可以采取拘留措施,但拘留毕竟涉及到对人身自由的限制,协助调查、执行的单位又不同于被执行人,因此,在对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员采取拘留措施时,应当慎重。一般来说,在有义务协助调查、执行的单位出现本条规定的妨害调查、执行的行为时,可以先对该单位或其主要负责人、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罚款后经教育、劝说、责令其履行协助义务后仍不协助人民法院调查、执行的,可以考虑对主要负责人和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罚款之后必须间隔很长一段时间才能进行拘留,人民法院如果认为必要,可以立即对协助执行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直接责任人员予以拘留,以促使其及时履行协助义务。

   第二,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虽然提高了罚款的数额,但并不意味着实践中对任何妨害诉讼和执行的行为都必须处以高额罚款。我国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每个具体案件中当事人、协助义务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妨害诉讼和执行的程度也不一样,对发生妨害诉讼和执行的行为人需要施加的威慑大小也各不相同、因此,在实际操作中,应当在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四条所规定的罚款数额范围内,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实施妨害行为人的实际承受能力、妨害行为情节的轻重、案件审理和执行的具体需要等因素,确定一个相对合理的罚款数额。

   执行管辖

   依照修改前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七条的规定,法院判决、裁定的执行由第一审法院管辖。这一规定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其一,依照该规定确定管辖,会造成许多案件的管辖法院既非被执行人住所地法院,也非被执行财产所在地法院,不符合效率和效益原则。其二,由于许多案件中被执行人和被执行财产均不在一审法院辖区,执行法院必须到异地执行,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且极易引发暴力抗拒执行事件。其三,为了减少异地执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委托执行制度,但由于实践中往往将委托执行的案件仍视为原执行法院的案件,致使执行效果不佳。通常情况下,被执行财产所在地法院更方便采取执行措施,更容易掌握被执行人财产的变动情况,也更有利于节约执行成本。因此,从理论上说,给付金钱或交付财产的案件由被执行财产所在地法院执行比较合理,这也是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通例。但是,我国的情况又有一定的特殊性,我国目前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还比较严重,如果规定判决、裁定一律由被执行财产所在地法院执行,有些案件可能会受到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反而难以执行。因此,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一条在借鉴国外做法的同时,兼顾我国的实际情况,一方面增加了被执行财产所在地法院管辖的规定,同时保留了第一审法院管辖的规定,使债权人可以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执行法院,体现了一定的灵活性,将更有利于债权的实现。此外,考虑到根据“被执行的财产所在地”这一标准,只能确定地域管辖,无法确定级别管辖,实际操作中易生分歧,因此,本条还将被执行财产所在地法院限定为“与第一审人民法院同级”的法院,以便准确确定执行案件的管辖法院。

   本条修改后执行管辖的确定相对复杂,实践中难免会出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对此,应当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尊重当事人在执行管辖上的选择权。本条规定赋予了申请执行人在执行管辖上的选择权,一个案件究竟由哪个法院负责执行,依申请执行人的选择而定,申请执行人可以从对自己有利的角度从多个有管辖权的法院中选择一个执行法院。申请执行人一旦选定了一个法院执行,其选择权便消灭,管辖法院也因此而确定。实践中人民法院应当充分尊重申请执行人行使选择权,既不能争抢管辖,也不能相互推诿,禁止在管辖问题上给当事人设置任何障碍。

   第二,注意防止重复立案和相互推诿。申请执行人对执行管辖只能作单一选择,即只能在两个以上有管辖权的法院中选择其中一个申请执行。如果申请执行人向两个以上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依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15条的规定,应当由最先立案的人民法院管辖,先立案的人民法院不得再将案件移送给另一个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值得注意的是,本条修改后,一些申请执行人从自身利益出发,隐瞒真实情况,向两个以上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现象可能会有所增多。对此,应当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民事坼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简称《民诉法适用意见》)第33条的规定处理,即两个以上人民法院都有管辖权的案件,人民法院在立案前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不得重复立案;立案后发现其他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已先立案的,应当裁定将案件移送给先立案的人民法院。

   第三,注意妥当解决管辖争议。本条修改后,因享有执行管辖权的人民法院增多,法院之间因管辖权发生的争议也将相应增加,特别是在被执行财产分布在多个法院辖区的情况下,由于法院之间对被执行人在某地是否有可供执行的财产等问题认识不一,客观上将导致在管辖权问题上存在不同认识。对此,应严格依照《执行规定》第16条的规定办理,即人民法院之间因执行管辖权发生争议的,由双方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报请双方共同的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实践中,人民法院应重视管辖权争议的解决,防止因管辖权争议问题久拖不结影响案件的正常执行。

   执行异议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规定:“当事人、利害关系人认为执行行为违反法律规定的,可以向负责执行的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本条是本次修改新增加的内容。由于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执行实践中难免会出现执行人员违反法律规定,违法或不当实施执行或者拖延执行、消极执行等现象。对此,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未赋予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任何法定的救济方法和途径,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只能通过申诉等渠道向法院反映问题。因法律对有关程序缺乏明确规定,法院对这些问题的处理往往也比较随意,导致当事人及有关利害关系人在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难以及时、充分地得到救济,这也是社会各界反映的“执行难”的一个重要方面。鉴于此,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二条专门规定了对违法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制度,明确赋予当事人和有关利害关系人对违法执行行为提出异议的权利。为确保救济的实际效果,本条还规定了异议的处理程序,即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撤销或者改正;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考虑到异议由原执行法院处理难免受到多种因素的干扰,本条还进一步赋予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复议的权利,即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裁定不服的,还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与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相比,这一规定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填补了我国民事诉讼法对违法执行行为进行程序上救济的法律空白,标志着我国执行救济法律制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实践中,适用本条规定应注意把握以下几方而的问题:

   第一,本条规定的救济属于程序上的救济从执行实践看,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因强制执行受到侵害的情形大致有以下两种:一是因执行方法、措施、具体执行程序等违反法律规定侵害其程序上的利益,二是因强制执行侵害到被执行人或案外人实体法上的权利。这两种情形所侵害的权益不同,救济的方法也不应该一样。在第一种情形下,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之间并不存在实体权利义务争议,只是因为执行程序上的瑕疵侵害了其程序上的利益,因此,其救济方法应该是一种程序上的救济,即赋予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的权利,请求法院执行机构对违法的执行行为予以更正或撤销,在第二种情形下,由于被执行人或者案外第三人对申请执行人的请求存在着实体上的争议,因此,其相应的救济方法也应该是一种实体上的救济,即赋予被执行人或案外人提起诉讼的权利,请求人民法院的审判机构对有关实体争议进行审理,并作出裁判排除强制执行。本条是针对违法执行行为所规定的救济方法,应当属于一种程序上的执行救济,这种救济针对的是执行行为本身,而不涉及实体争议问题。

   第二,异议和复议审查期间对执行的影响。从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例来看,在异议审查期间,执行程序如何进行有不同的做法:一种是较为绝对化的做法,即异议期间强制执行不停止,我国台湾地区采此立法例。第二种是将执行程序如何进行的权利交给法院,由法院根据实际情况灵活掌握,日本、韩国采此立法例。笔者认为,本条赋予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异议权的目的,在于及时纠正违法和不当的执行行为,及时维护当事人、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在异议审查期间强制执行一律不许停止,一旦执行完毕,违法或不当的执行行为将无从纠正,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也可能因此遭受无法挽回的损害,执行救济制度的目的无从达成。因此,笔者主张,在异议审查期间,执行法院可以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是否暂时停止执行,一般来说,查封、扣押、冻结等控制性措施不宜停止,但处分性措施原则上应当停止。执行法院停止执行的,必要时可以责令异议人提供确实有效的担保。如果申请执行人提供确实有效的担保申请继续执行的,可以继续进行。而在复议审查期间,原则上不应停止执行,但必要时也可以在责令提供确实有效担保的情况下停止执行,对方提供确实有效担保申请继续执行的,也可以继续执行。

   第三,注意本条规定与执行监督的协调。对违法执行行为提出异议进而申请复议,是当事人、利害关系人享有的一项法定权利。而执行监督作为法院内部的一种监督纠错制度,其具体程序更多是在法院内部运行,法院处理后一般只向有关法院下发内部函文,在特殊情况下才制作正式的裁定或决定。因此,尽管二者都可能会达到纠正执行错误的实际效果,但纠错的途径、启动程序、审查处理程序、法律文书、法律效力等并不相同,可以作为两种不同的纠错机制同时存在。在出现违法执行的情况下,即使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未提出异议,或者对裁定不服时未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如果上级人民法院发现执行法院存在违法执行问题的,也应当依法进行监督;如果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已经提出了异议或正在申请复议,在救济程序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上级法院一般无需再就同一问题重复进行监督,但作为一项监督权力,上级法院认为必要时可以随时行使。

   申请督促执行和变更执行法院

   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三条规定:“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上一级人民法院经审查,可以责令原人民法院在一定期限内执行,也可以决定由本院执行或者指令其他人民法院执行。”本条也是新增加的一项内容。近年来关于执行难问题的多项研究成果表明:相当大一部分案件难以执行,是因为受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只要不改变地方法院在人财物等方面受制于地方这种状况,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对执行的干扰就不可能根本改观;还有一部分案件难以执行与我国所谓“熟人社会”的大环境有关。在当前外部环境短期内无法根本改观的情况下,要尽量减少干扰,比较有效的做法是由上级法院及时进行督促或更换执行法院。在近年来的执行改革实践中,许多法院尝试通过提级执行、指定执行等方式,排除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的干扰,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但是,目前执行实践中的提级执行或指定执行等做法,主要是由上级法院依职权决定,申清执行人虽然能通过申诉等渠道提出要求,但并不必然引起相应的程序,而且,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以及各种现实因素的影响,上级法院对一些受干扰的案件往往难以及时提级或指定执行,提级和指定执行的随意性也比较大。实际上,申请执行人对自己的权利最为关心,对案件的执行情况有最切身的体会,在出现消极执行的情况下,有必要赋予其申请变更执行法院的权利,并规定相应的条件和处理程序。鉴于此,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三条从以下几个方面作了规定:一是明确赋予申请执行人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变更执行法院的权利;二是明确规定了申请变更执行法院的条件,即执行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三是明确规定上一级人民法院应当对当事人的申请进行审查,审查后可以责令原执行法院在一定期限内执行,也可以决定由本院执行,还可以指令其他法院执行。究竟采取何种处理方式,由上一级人民法院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决定。

   在适用本条过程中,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注意把握好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的事由。依照本条规定,人民法院自收到申请执行书之日起超过六个月未执行的,申请执行人可以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如果机械地理解这一规定,不区分具体情况,只要法院超过六个月期限未执行,即允许申请执行人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显然会引起不必要的混乱,也不符合本条的立法目的。笔者认为,本条的立法旨意在于对那些有条件执行而无正当理由拖延执行的案件,通过督促执行或更换执行法院,切断各种因素对执行的干扰,使有条件执行的案件能够尽快得到执行。如果案件客观上根本就无法执行,比如经多方查找,被执行人根本就没有可供执行的财产,更换执行法院,不仅对案件的执行没有意义,而且徒增当事人和法院的负担。此外,即使在有财产可供执行的情况下,执行过程中也会遇到一系列问题,比如被执行人下落不明,法院公告送达有关法律文书;评估报告送达后,当事人提出异议要求重新评估,法院认为有理由,重新委托评估,需花费一定的时间,如果考虑这些特殊情况,一律以期限为标准,无疑过于绝对化。基于上述考虑,有必要从本条的真实目的出发,结合执行工作的具体情况,通过司法解释的形式对申请变更执行法院的事由进行细化,明确规定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必须以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为前提;对执行法院有正当理由超过六个月期限未执行的案件,也应当排除在申请变更执行法院的范围之外。

   第二,注意本条规定与提级、指定执行等措施的协调。本条规定的内容本质上是一种执行救济,申请执行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的,就必然引起相应的审查处理程序,上一级人民法院必须进行审查处理。而《执行规定》第132条的规定本质上是法院内部进行执行监督的具体形式和手段,是上级法院在行使执行监督权过程中,发现下级法院的执行存在问题时所采取的督促和纠正措施。具体程序仅在法院内部运行,没有当事人参与其中,法院处理后一般只向有关法院下发内部函文,在特殊情况下才制作正式的裁定或决定。正是因为这两条规定是两种不同的纠错途径,因此,二者可以并行不悖。在执行法院出现消极执行的情况下,即使申清执行人未向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执行,如果上级法院发现执行法院存在消极执行问题的,也应当依法进行监督;如果申请执行人已经向上一级法院申请执行的,在该救济程序正常进行的情况下,上级法院一般无需再就同一问题重复进行监督,但作为一项监督权力,上级法院认为必要时可以随行使。

   案外人异议、案外人异议之诉与许可执行之诉

   执行过程中,难免会出现将案外人的财产作为被执行人的财产查封、扣押、冻结以及其他侵害案外人实体权益的情况。学者普遍认为,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的异议,实际上是一种实体争议,只有依照诉讼程序进行审理,才符合审执分立的原则,也才有利于为当事人和案外人提供充分的程序保障。但修改前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却规定案外人异议由执行员审查,而且适用何种审查程序也语焉不详。因此,有必要对案外人异议制度进行改造,明确赋予案外人提起诉讼的权利,以保障争议双方充分进行言词辩论,切实维护各方当事人和案外人的合法权益。

   从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来看,执行过程中案外第三人对执行标的主张实体权利的,通行的做法是设立第三人异议之诉制度进行处理。民事诉讼法修改过程中,对我国的案外人异议制度具体应如何设计,存在较大分歧。第一种观点主张,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有异议的,应直接提起诉讼,由审判部门通过诉讼程序审理,执行机构不作任何审查。第二种观点主张,案外人异议涉及的问题繁简不一,而审判程序往往比较复杂,有必要通过执行机构的审查解决一部分问题,以提高执行效率。这种观点又有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将执行机构的审查作为前置程序,案外人异议先由执行机构进行初步审查,对执行机构的处理不服的,才能提起诉讼。二是把执行机构的审查和沂讼作为两种并列的程序,由当事人或利害关系人自主选择。第三种观点主张,案外人异议应先向执行机构提出,但执行机构不应作任何审查,只负责征求债权人意见,债权人同意撤销对异议标的执行的,执行法院应尊重其意愿撤销执行;反之,债权人不同意撤销执行的,案外人可以提起诉讼。执行救济制度的设计,一方面要考虑为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提供充分的救济途径,另一方面也要兼顾执行程序本身的效率和效益,尽量防止因程序设计过于复杂,影响执行效率,扩大执行成本。实践中,案外人提出异议的情形多种多样,繁简不一,而诉讼程序相对复杂,对案外人异议一律通过诉讼程序处理,在效率上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也可能会被案外人恶意利用,拖延执行。执行机构的审查程序相对简单,将执行机构审查作为诉讼的前置程序,可以先行解决一部分案外人异议问题,有利于减少当事人诉累,节约司法资源,提高执行效率。基于上述考虑,本次修改大致采纳了上述第二种观点中的第一种思路。依照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四条的规定,执行过程中,案外人对执行标的提出书面异议的,人民法院应当自收到书面异议之日起十五日内审查,理由成立的,裁定中止对该标的的执行;理由不成立的,裁定驳回。案外人、当事人对裁定不服,认为原判决、裁定错误的,依照审判监督程序办理;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适用本条规定应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问题:

   第一,正确理解案外人依照本条规定提起的诉讼。依照本条规定,案外人对人民法院作出的裁定不服,与原判决、裁定无关的,可以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笔者认为,这里的诉讼应当理解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立法例中的“第三人异议之诉”,主要理由是:其一,案外人异议之诉的目的在于通过诉讼排除对执行标的物的强制执行,是法律赋予案外人的一种实体上的救济途径;在执行救济的条文中规定案外人提起诉讼的权利,显然是将其作为执行中的一种实体上的救济途径,诉讼的目的也不是单纯地确认标的物的所有权或者交付标的物,而是在提出异议无效的情况下进一步通过诉讼排除对特定标的物的执行,这与第三人异议之诉的目的相符,而与其他类型诉讼的目的不同。其二,如果将案外人提起的诉讼视为通常情况下的诉讼,案外人认为其合法权利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争议的,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可以随时提起诉讼。而依照修改后的规定,案外人必须先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对法院所作裁定不服的,才可以起诉,而且起诉还要受十五日期间的限制,这与通常情况下的诉讼显然存在很大差别。其三,从立法技术上分析,如果案外人提起的诉讼是一种通常情况下的诉讼,完全没有必要在执行救济制度中作出专门规定。因此,笔者认为,案外人提起的诉讼应当属于案外人异议之诉。

   案外人异议之诉作为一种特殊类型的诉讼,其当事人应如何确定呢?笔者认为,案外人异议之诉既然是案外人提起的诉讼,原告自然应当是案外人,而且应当是对执行标的物有所有权或者有其他足以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的案外人。案外人提起异议之诉的目的在于排除对特定财产的强制执行,而对该特定财产执行的目的是实现债权人的债权,因此,案外人异议之诉应当以申请执行人为被告,申请执行人有多人均否认案外人有排除强制执行的实体权利的,应将其作为共同被告;如果被执行人也反对案外人的请求,否认其有排除强制执行的权利的,则将被执行人作为共同被告。

   案外人异议之诉是由执行法院的审判庭专属管辖,还是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确定管辖,民事诉讼法未作出明确规定。从其他国家和地区来看,案外人异议之诉大都由执行法院专属管辖。笔者认为,案外人异议之诉按照民事诉讼法关于管辖的规定确定管辖法院虽然并无不妥,但鉴于该类诉讼均为因执行而衍生出的案件,其审理结果直接影响到执行程序的进行,因此,由执行法院(执行法院中专门的执行裁判机构或民事审判机构)进行审理,更有利于沟通信息,提高效率,也有利于方便当事人和案外人诉讼。参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的通行做法,有必要通过司法解释明确规定案外人异议之诉由执行法院专属管辖。

   第二,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判决生效后,案外人能否对执行标的物的实体争议问题另行起诉。笔者认为,案外人异议之诉的目的虽然在于排除对特定标的物的强制执行,但排除强制执行的前提是法院审理确认了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也就是说,案外人异议之诉同时具有确定当事人之间实体上的法律关系和排除强制执行的双重作用,通过案外人异议之诉,应当将当事人间就执行标的物的实体争议和能否强制执行问题一并解决。因此,应当明确案外人异议之诉的判决对当事人之间的实体法律关系具有既判力,案外人于判决生效后不得就此另行诉讼,以彻底解决争议,防止就同一法律关系重复诉讼。

   第三,案外人异议、异议之诉审查和审理期间,对异议标的物如何执行。笔者认为,为充分保护案外人的合法权益,避免出现执行错误,在案外人异议审查期间,可以对财产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控制性措施,但一般不得进行处分,正在实施的处分措施一般应当停止。但为防止案外人滥用异议权,防止债权的实现因异议审查被过分拖延,申请执行人提供确实有效的担保的,也可以考虑继续执行。

   执行法院对案外人异议裁定驳回后,案外人对裁定不服提起诉讼的,案件审理期间,同样存在对该标的物的执行程序如何进行的问题。笔者认为,执行程序既要考虑对案外人进行充分的救济,也要兼顾执行效率和债权实现这一根本目的。诉讼一般要经过较长一段时间,如果案外人异议之诉审理期间对异议标的物也不得处分,债权的实现就可能被过分拖延,这一规定甚至会成为一些被执行人拖延、对抗执行的有力武器。而且,在案外人提起诉讼之前,法律已经赋予了其提出异议的权利,如果执行法院经审查驳回案外人异议的,虽然这种审查不是最终的判定,但对案外人已经提供了一定的救济。在这种情况下,法律更应该侧重于债权的实现,对异议标的物的执行原则上不应再停止。作为例外,人民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认为停止执行确有必要的,可以在责令案外人提供确实有效担保的情况下停止执行。申请执行人提供确实有效担保要求继续执行的,可以继续执行。当然,上述问题究竟如何处理才比较妥当,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论证,并尽快通过司法解释予以规范。

   第四,正确认识当事人提起的诉讼。依照本条规定,当事人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笔者认为,当事人依照本条规定提起的诉讼是一种新类型诉讼,诉讼的目的在于请求法院从实体上作出判决,许可对该标的物强制执行。从理论上看,提起该诉的主体可以是申请执行人,也可以是被执行人,实践中因中止标的物的执行直接影响到债权的实现,因此提起本诉的主体主要是申请执行人。本诉应当由审判机构依照通常诉讼程序进行审理,判决生效后,即应视为是对执行标的物权属状况以及能否执行的最终裁断,执行法院应当依据该判决的内容执行。

   申请执行时效

   根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五条规定,申请执行的期间为二年。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与原规定相比,本条主要有两点修改:

   一是不再区分不同的当事人,统一适用同一个期间标准。原规定针对不同的民事主体,规定了不同的期间标准,这主要是督促作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当事人及时主张权利。但是,这一规定被许多人认为不尽合理,对公民当事人和法人、其他组织当事人适用不同的申请执行期间标准,不符合民事主体平等的原则,不符合市场主体平等的市场经济原则。二是将申请执行期限由不变期间修改为适用诉讼时效期间的规定,可以中止、中断,从而大大延长了申请执行期间。申请执行期限过短,对债权人利益的保护严重不周,不少债权人为此承受了重大损失。

   之所以引入诉讼时效制度,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适用诉讼时效期间更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原来规定的申请执行期限过短,迫使债权人不得不尽快申请执行。由于许多债务人履行债务客观上需要较长的时间,债权人明知债务人没有履行能力,也只能向法院申请执行,否则,会使这笔债成为自然债。因此,这样规定,既不利于被执行人自动履行和当事人之间达成和解,也加重了债权人的经济负担,因为申请执行需要交纳一定的费用。同时,也导致大量案件在短期内涌入法院,既不必要地加重法院的压力和负担,也使公众产生法院执行不力的看法。再者,申请执行期限过短,债权人稍有不慎,或者因某些特殊原因未能及时申请执行,即会丧失请求国家强制实现其债权的机会,不利于对债权人的保护,也给债务人逃避债务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在执行实践中这种情况屡见不鲜。因此,延长申请执行期限实属必然。适用诉讼时效制度不仅达到了延长申请执行期限的目的,而且更具灵活性,给债权人更大权衡进退的余地。二是执行程序保护的债权是经过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但这类债权请求国家保护的期限却短于民法上对普通债权保护的期限,理论上很难具有说服力。三是借鉴国外的立法通例。从国外的强制执行立法看,只有个别国家专门规定了申请执行期限,而大陆法系各国在强制执行制度中大都没有专门规定申请执行期限,而是将诉讼时效制度一体适用于强制执行程序。

   在适用该条规定时,应当正确理解和把握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的条件、事由和法律后果。该条明确规定,申请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目前法律关于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主要是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百四十条,因此,导致申请执行时效中止、中断的事由,主要就是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第一百四十条所规定的事由。但是,由于二者所调整的对象不完全相同,因此在具体事由上又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参照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九条的规定,引起申请执行时效中止的条件必须是发生在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内,在此之前发生的事由不能引起时效中止。因为在此之前发生的事由虽然导致债权人暂时不能行使权利,但由于还有至少6个月的时间,权利人还有足够的时间行使自己的权利。如果这类事由发生在时效期间的最后6个月之前,但延续到最后6个月之内,此时应当中止申请执行时效。中止的事由包括两类情况:一是不可抗力。不可抗力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和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自然灾害,如地震、洪水、战争等。二是其他障碍。依笔者之见,对其他障碍的范围不必限定过严,只要这种障碍致使权利人不能行使权利或者严重影响债权人行使权利,即可认定为其他障碍。如权利人为无行为能力人、限制行为能力人而无法定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不能行使代理权,权利人患重病不能准确表达自己的意志等。中止的法律效果是不将中止事由发生的时间计入时效期间,中止事由消除后时效期间继续计算,中止事由发生前后经过的时效期间相加为总的两年时效期间。参照民法通则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引起申请执行时效中断的事由包括:一是债权人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二是债权人向债务人主张债权,要求其清偿。三是债权人和债务人达成和解协议。申请强制执行、向债务人要求清偿、与债务人达成和解表明债权人在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不合诉讼时效制度制裁怠于行使权利者之立法本旨,致使申请执行时效失去适用理由,因而使时效中断。四是债务人表示同意履行义务。即债务人向债权人表示承认其权利的存在,愿意履行义务。债务人的这种表示使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重新得到确认,使申请执行时效失去适用理由,因而使时效中断。这种表示的形式多种多样,如口头或者书面确认债务的存在、请求延期给付、清偿部分债务等等。申请执行时效中断的法律效果是,中断事由发生后,已经经过的时效期间全部作废,从中断事由发生后重新计算两年申请执行时效期间。由于法律对时效中断的次数没有限制性规定,根据时效制度的立法本旨,申请执行时效期间重新起算后仍然可以依法中断,没有次数限制。

   执行通知书

   根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六条第二款的规定,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并有可能隐匿、转移财产的,执行员可以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该款是本次修改新增加的内容,主要是为了解决由于制发执行通知书而产生的问题。由于执行通知书另行指定履行义务的期间,在此期间内人民法院不能采取执行措施,被执行人逾期不履行的,才可以实施强制执行。这样,一来导致被执行人转移、隐匿财产,对抗执行,人称执行通知书为“逃债通知书”。二来致使法院无法及时采取执行措施,错失执行良机,提高执行成本。这种情况在执行实践中屡见不鲜。因此,增加该款规定十分必要。

   在适用该条规定时,应当注意把握以下四点:

   第一,准确把握适用条件。一是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这是对客观情况的描述,容易把握,即只要有被执行人还没有履行义务的事实。二是有可能隐匿、转移财产。这是主观判断问题,涉及判断的标准如何确定问题。“可能”是一种主观认定,但这种主观认定又要有一定的根据,而不能凭空认定。执行员可以结合所了解的被执行人财产状况、收入情况、债务金额大小、被执行人的消费情况、对偿还债务的态度、是否有类似前科等因素综合考虑。这是执行人员自由裁量的范围,不必要求过于严格。笔者认为,这里实际上还隐含一种情况,即人民法院发现被执行人已经实施或者正在实施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对于此种情况人民法院当然可以立即采取执行措施。

   第二,采取措施应当依法进行。在这种情况下采取查封、扣押、冻结等执行措施,也必须制作并送达裁定,对被执行人采取搜查措施,必须由院长签发搜查令,以保护被执行人对执行程序的知情权和参与权,保护被执行人提出异议的权利。

   第三,应当发出执行通知书。在这种情况下是否还需要发出执行通知书,条文本身并没有明确规定。从上下两款的相互关系看,似乎可以将第二款视为第一款规定的例外。从执行通知书的功能看,在这种情况下似乎也没有必要再制发执行通知书。根据第一款的规定,执行通知书是为了责令被执行人在指定的期间履行,由于执行员立即采取执行措施,不可能再给被执行人指定一个自动履行的期间,因而制发执行通知书没有意义(在采取控制性执行措施的情况下除外)。但是,考虑到法律规定的稳定性及上下条文间的衔接,在具体操作上,还是应当制发执行通知书,可以在执行通知书上写明令其立即履行,不立即履行的,即可立即采取强制执行措施。

    第四,对于被执行人不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而又隐匿、转移财产的,应当依法严肃处理,该罚款、拘留的一定要罚款、拘留,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一定要推动、配合有关部门追究其刑事责任。

   被执行人财产申报

   根据修改后第二百一十七条的规定,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对被执行人或者其法定代理人、有关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予以罚款、拘留。该条是本次修改新增加的内容,由此确立了一项十分重要的执行制度,即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查明债务人可供执行的财产是强制执行的关键,也是一直困扰法院执行工作的突出问题。因此,此次修改民事诉讼法一直把解决被执行人财产难找这个问题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在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实际情况,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正式建立了被执行人财产申报制度。

   在理解该条规定时,应当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适用的条件。依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的规定,只要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就负有报告财产状况的法定义务。被执行人没有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可能是被执行人赖债不还,也可能是没有履行能力,此时应当查清其财产状况,然后再视情作出处理,或者强制执行或者中止执行。

   第二,报告财产的范围和种类。从期间角度说,根据法条,被执行人应当报告当前以及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的财产情况。“当前”应当理解为被执行人报告财产时,这是一个时间点,也就是要求被执行人报告当时所拥有的所有应当申报的财产。“收到执行通知之日前一年”是一个时间段,这段时间里的财产情况应该如何理解呢?依笔者之见,应当是指在此期间内的财产变动情况,即要报告取得了哪些财产及取得的方式,减少了哪些财产及减少的方式。

   从财产种类角度说,被执行人应当申报下列财产:银行存款、现金、有价证券;土地使用权、房屋等不动产;交通运输工具、机器设备、产品、原材料等动产;债权、股权、知识产权等财产权利;其他财产。笔者认为,根据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一十九条、第二百二十条及《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规定》第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在执行中不得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无需申报。那么,申报财产的数额是否有上限呢?从法律条文看并没有这样的限制,因此,被执行人申报财产不限于足够清偿申请执行人的债权,而是要申报所有可供执行的财产。当然,不排除相关司法解释对此作出限制性规定。

   第三,被执行人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法律责任。依照法律规定,对于拒绝报告或者虚假报告的,可以对责任人予以罚款、拘留。法律条文对采取罚款、拘留措施的自由裁量空间比较大,什么情况下罚款、什么情况下拘留、什么情况下可以罚款拘留并用,并没有具体描述和详细列举,由执行人员根据案件具体情况和情节轻重裁量适用。

   在执行实践中,应当注意把握责令被执行人申报财产的具体操作程序。既然被执行人财产申报是一项法律制度,也是人民法院采取的一项执行措施,那么采取该措施就应当遵循一定的程序。首先,必须向被执行人发出申报财产通知,指定被执行人在一定期间内申报财产。即该程序的启动必须是明确的、正式的,被执行人必须被确切告知申报财产的义务和时间要求。按照此条法律规定,在发出申报财产通知之前,人民法院必须先发执行通知,只有被执行人未按执行通知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才能要求被执行人申报财产,这是必经程序。其次,应当要求被执行人对财产申报的真实性作出保证。这样做既可以对被执行人形成一定的心理压力,也便于日后发现被执行人虚假申报时对其进行制裁。再次,应当及时将被执行人申报的财产情况告知申请执行人。申请执行人提出被执行人的申报可能存在虚假情况的,可以传唤被执行人到人民法院接受询问,可以组织双方对被执行人是否虚假申报进行听证。执行人员认为必要的,可以向有关部门调查核实,也可以组织或者委托有关机构核查被执行人的财务账目。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